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的理论，在诗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前我们欣赏的诗歌大多都是和隐喻联系在一起的，在诗歌的语言之外，暗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语言和言外之意的联系，要靠读者自身去体会。由于诗歌语言的不直白，给了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再加上隐喻时意象的选择有些很高深晦涩，传统的隐喻性的诗歌往往给读者一种美感和高雅的感觉。可是，于坚却一反这种隐喻的风气，而强调拒绝隐喻，即把诗歌写得更口语化。具体地，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口语化的特点，如：国画山水

 

一只鸟在我的阳台上避雨/青鸟 小小地跳着/一朵温柔的火焰——《避雨的鸟》

 

老师那时常说 祖国的花朵/也许就是这句惯用语/老让我 把你/和某个春天相联系 那个春天/是否开过花 我已经想不起来——《女同学》

 

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外衣比过去深沉/他讲文坛内幕/口气像作协主席——《尚义街六号》

 

于坚的用词通俗易懂，句与句之间的联系很流畅，逻辑关系清晰。他的诗歌语言给人一种质朴的印象，“我已经想不起来”和“口气像作协主席”等句子比起书面语言来，更靠近日常生活的口语。于坚将自己拒绝隐喻的主张实践到了他的创作当中。

 

归纳于坚的诗歌创作风格与语言特点，我们可以说“口语化”已经成为了他诗歌的一个标志和特色。不仅如此，口语化的特点还给他的诗歌带来了其他一些附加的特点。口语的运用使得诗歌在表现作者的某些想法时不能像使用一些意蕴深刻的意象那么简练，作者往往采用较长的日常生活语言来描绘场景、抒发心情。因此，于坚诗作中有一些长句出现，句与句之间的跳跃性也不是特别强，这让于坚的诗有了散文化的特点。于坚的诗如果不分行，把句与句连在一起，仅用标点符号隔开，也可以很通顺，与散文类似。口语化的创作还让于坚的诗歌更加通俗易懂，实际上这是扩大了于坚诗歌的阅读受众，降低了诗歌的门槛，这也是“后朦胧诗”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现。诗歌的口语化不再让人敬而远之，毋庸置疑，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是诗歌大众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口语化语言使得语言背后的意义的复杂性减弱，因此这样的诗作可以向读者更加直接地呈现作者想表达的思想，作品的直接性、创造性和活力也由此体现出来了。

 

二、选择口语化创作的原因

 

为什么于坚会选择用口语化的语言来创作诗歌呢？首先，于坚的创作是基于他“拒绝隐喻”的创作主张的。于坚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的口号[1]，即追求回到认识过程的本身，所以在叙事的时候，于坚也倾向于将原本事物作为叙述对象。选择原本事物作为对象给了诗歌朴素的特点。省去了隐喻后的诗歌语言往往也是远离华丽晦涩的辞藻，而更贴近生活，接近日常化的口语。所以，于坚的口语化创作正是他“拒绝隐喻”创作主张的一种体现。

 

从题材选择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分析出于坚选择口语化创作的原因。于坚的作品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表达，还有就是对大自然的表达。《外婆》、《感谢父亲》等作品很多都写的是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如《感谢父亲》：三室一厅 双亲在堂 子女绕膝/一家人围着圆桌 温暖如春/这真不容易 我白发苍苍的父亲。

 

作者擅长于写生活中的一些世俗场景，从中表达出自己的感受，也让读者体会到生活的真与美。在表现世俗生活的时候，选择口语化的语言显然要比过于书面的语言更加合适。口语化的语言给生活题材带来了更浓的人间烟火气息，这符合作者想传达给读者的生活的体悟，也让生活题材的作品显得更平易近人，更加真实。在表达一些历史重大事件的时候，于坚也倾向于从小人物和日常生活中寻找切入点。他的作品《罗家生》就从罗家生这个小人物入手，反映出了文革时期的某方面的社会面貌和文革给一般老百姓带来的痛苦：文化大革命/他被赶出工厂 /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了一条领带。重大的历史事件被聚焦到个体的经历之上，再加上口语化的语言，让读者身临其境。作者仿佛正在叙述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作品的真实性和对读者心灵的冲击力大大提升。虽然在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作者没有运用一些隐喻或者慷慨激昂地抒发自己的不平和见解，但是作者特有的生活化题材和口语化语言却让读者更加接近事件，给人带来的是与站在高处的宏大评价不一样的更加细腻、直击人心的感受。

 

关于大自然的题材，于坚也有很多创作：《河流》、《哀滇池》、《避雨的树》等等：

 

周围高山耸立，犹如山神倮倮，在垂青地上的酒/河流从它开始 淌到世界的下面——《哀滇池》

 

寄身在一棵树下/躲避一场暴雨/它用一条手臂为我挡住水/挡住雨水/它像房顶一样自然地敞开/让人们进来——《避雨的树》

 

这些作品主要表现的是自然的主题，于坚将大自然的原本风貌呈现在了诗歌之中，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欣赏和赞美。在表现自然风光的同时，于坚更是进一步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哀滇池》等作品就体现了工业化对自然的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疏远。在表现自然的时候，于坚体现出了一种质朴的自然精神，给人原始性的纯朴之感。语言作为精神的反映，也带上了质朴的特点。在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中，读者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大自然的原生性和朴素的生命力。

 

三、口语化与口水诗

 

通过以上论述，于坚诗歌中的口语化特点已经被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在口语化语言泛滥的今天，出现了很多“口水诗”，这些诗歌有些也表现世俗的日常生活，诗歌语言也通俗易懂，甚至有很多粗俗的语言进入诗歌。有些学者认为，愈来愈多的“偶感”性质的快餐诗歌，将现代诗歌引向低级的快感与苍白无味的境地。[2]于坚诗歌中的“口语化”显然与口水诗中的口语语言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从语言本身来看，于坚诗歌的口语化侧重于表现日常的世俗生活或者是自然，虽然是口语，但是不过于粗俗，口语朴素、易懂的特点被突显出来了。但是反观“口水诗”的创作，很多诗歌的口语化程度有些过度了，以至于诗歌语言变得粗俗。再来看语言背后体现出的感情：于坚的口语化诗歌带给人一种温情和生活化的感觉，大部分的作品向人传达的是一种生活的平淡感或者是温情感，即使是表达严肃的主题，也没有过于冷酷的感觉。而“口水诗”的创作，有很多其实是借用粗俗的语言来达到讽刺现实或者是亵渎和消解崇高的作用。还有一些诗人仅仅是为了口语而口语，在口语背后和空洞的内容中并没有体现出充实的思想感情。口水诗人选择口语化语言的原因其實是这样的语言更容易记录生活，也更容易表现作者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或是对生活荒诞感的一种体会和发泄。在内容方面，口水诗的很多作品仅仅是利用简单的语言来记录生活、发感叹，类似流水账的写作，实际上没有很大意义，也并没有给读者带来丰富的体会，比如赵丽华的《脐橙》等作品。而于坚的创作虽然也是运用简单的语言，但是他也很注重用语言营造温情的和人间化的美好氛围，有些作品也记录琐碎生活，如《尚义街六号》。但是这种记录在整篇作品中却是有意义的，给读者生活的真实和平淡琐碎的体会。[3]虽然现在社会对“口水诗”存在的意义还有很大的争议，褒贬不一，但是部分“口水诗”的审丑特点和空洞的内容使得诗的俗化到了一个极端，不仅是语言的俗，更是思想内容的俗，口水诗的泛滥对个人和社会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在诗歌创作中，我们需要俗，但是不能一味因为博人眼球而追求没有原则和没有底线的俗。把握好雅和俗的平衡才能创作出更好的诗歌作品。